課堂

 

課堂教學，是一門綜合性的藝術(shù)，它既需要教師自身的學識素養(yǎng)，也需要教師諳熟教學的技巧與藝術(shù)；它既需要教師能夠真正地把自己融入教育事業(yè)，培育自己濃濃的教育情懷，讓自己在享受中展開每一節(jié)課的歷程，讓自己渾身上下的每一顆細胞都能夠綻放出生命最美的那一面。

 

很慶幸的是，我才走出學校大門很短的時間里，就接觸到了我國著名的科學學者馮之浚老師的一本有關戰(zhàn)略研究、領導科學方面的講稿。這是一本黃色封面、未經(jīng)正式出版的內(nèi)部讀物，這本書不僅打開了我的眼界，更是讓我找到了做一個優(yōu)秀教師的“鑰匙”，這就是：“綜合就是創(chuàng)造”。

 

 

剛剛大學畢業(yè)的我，剛剛走上神圣講臺的我，當時正急于尋覓一條快速成長、快速發(fā)展路徑，但現(xiàn)實的情況是：一方面由于各種資料明顯不足，繼續(xù)學習和提升自身的素養(yǎng)的需要很難滿足；另一方面則是面對成熟型學員的各種高要求和快速發(fā)展的時代要求，如何獲得突飛猛進的發(fā)展與進步，經(jīng)常感到自己的智商和能力不夠用。

 

一句“綜合就是創(chuàng)造”，讓我拍案叫絕、讓我興奮不已，讓我似乎找到了一條最好的快速成長、快速發(fā)展的道路；因為我盡管智商不高、能力不強、靈性也明顯缺乏，但我還是一個十分愿意學習的人。

 

 

通過對各個方面資料的閱讀、學習和思考，找到自己喜愛的、最能反映和表達自己內(nèi)心深處的東西，將其實現(xiàn)優(yōu)化組合，從而創(chuàng)造出一個真正屬于自己的知識體系和表達體系。這，也許就是我當時所理解的“綜合就是創(chuàng)造”的本質(zhì)與內(nèi)涵之所在。

 

循著這樣的思路，我開啟了大量閱讀的行動計劃，爭取為自己建立一個“廣闊的智力背景”。

 

首先，我給自己一個“約定”，每月用工資的四分之一購買新書，《人生只有一次》、《第三次浪潮》、《大趨勢》、《世界面臨挑戰(zhàn)》、《學會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等最新的引導潮流的書籍紛紛被我收入書架，讓我能夠與時代的脈搏同頻同振，同時讓我自己能夠跟上很多先行學者們前行的步伐；

 

其次，我還給自己另一個“約定”，每天至少讀書四到六個小時，在這一點上，我所在的攀枝花教育學院的圖書館、閱覽室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和幫助，為我完成這一“約定”，創(chuàng)造了最好的環(huán)境和條件。

 

很慶幸，攀枝花教育學院盡管當時整個層面不高，它的圖書資料、書報刊物也比較有限，但是具體管理的幾位老師對我想讀書的要求卻是全面滿足，并給予我充分且有力的支持。在兩三年的時間里，我先先后后從不大的圖書館借閱了各類書籍上千冊，在不大的閱覽室?guī)缀趺刻於际巧衔缢膫€小時滿滿地閱讀時間。

 

至今還記得，我在攀枝花教育學院三年多一點的時間里，閱讀了包括《世界史》、《中國通史》《中國歷史》、《中國文學史》、《科學發(fā)現(xiàn)縱橫談》、《自然科學演義》、《自然辯證法》、《自然科學概要》、《系統(tǒng)論》、《控制論》、《信息論》、《哥德巴赫猜想》、《悠悠寸草心》、《沉重的翅膀》、《晚霞消失的時候》、《新星》等等書籍。

 

 

同時還閱讀了《收獲》、《人民文學》、《當代》、《中篇小說選刊》、《花城》、《鐘山》、《紅巖》、《小說界》、《小說林》、《譯林》等等在內(nèi)的大型文學刊物從1978年到1986年上半年的幾乎所有的期刊，可以說，大學畢業(yè)后的三五年時間，是我讀書的一個高潮期，為我以后的教學與教改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我是一個典型的文科生，理科方面的常識、知識幾乎都是為零。數(shù)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等等理科類的書籍，基本上都是屬于“我不認識他們，他們也不認識我”。為了盡快地彌補自己在這方面的缺陷，我就從閱讀王梓坤老師的《科學發(fā)現(xiàn)縱橫談》開始起步，至今回想起來，王梓坤院士的這本書，圍繞一個成功者必需的“德識才學”等寶貴品質(zhì)，用通俗易懂、生動優(yōu)美的文字和凝練的思想警句、古代詩話，通過若干科學發(fā)現(xiàn)、理科方面的常識與知識，讓我對一些理科方面的東西有了膚淺的認識和初步的理解。

 

 

在理科方面的學習，更進一步地閱讀，就是《中國科學史》、《自然科學演義》、《自然辯證法》、《自然科學概要》等書籍。應該說，這些書籍的閱讀盡管沒有能夠徹底地解決我在理科方面的缺失，但是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為我提供了不少的理科方面的一些基礎的常識和知識。

 

而哲學、文學、歷史、倫理學、邏輯學、美學等方面書籍的大量閱讀，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nèi)，既豐富了我的學識、學養(yǎng)，更為重要的是讓我的眼界大開、思維打開，讓我尋找到了后來三十余年一直受益的“思維品質(zhì)”的培育。

 

當我的讀書、學習從大學期間的關注“方法”，到大學畢業(yè)數(shù)年以后高度地關注 “方法論”，再到后來持續(xù)關注、并花大力氣去研究、踐行的培育良好的“思維品質(zhì)”，讓我的學習、我的人生有了“華麗的轉(zhuǎn)身”，有了飛躍的跨越式的進步與提升。

 

 

我在讀書和學習上的這個“三部曲”，讓我的視野大大擴展，讓我的思維逐步地深邃，讓我的思想逐漸地成熟，讓我在面對世界的、中國的、社會的、教育的、人生的若干問題的時候，開始有了自己戰(zhàn)略的思維、獨立的思考、積極的建議和長遠的謀劃。

 

就這樣，我的教改充分地吸收了“綜合就是創(chuàng)造”這一命題的內(nèi)涵，逐步地融入并走向“綜合就是創(chuàng)造”這一境界，從此，我的課堂開始有了學生們、聽眾們的掌聲和贊美聲。

 

 

劉裕權(quán)，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陶行知研究會中學教育專業(yè)委員會副理事長，四川省陶行知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成都師范學院教授，廣州高新教育集團首席顧問。

 

供稿 | 劉裕權(quán)教授

文章排版 | 植詩韻

文章審核 | 侯麗萍